“现在市面也不好，我们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时我必把那两块钱丢上他的脸去，问他个侮辱我的罪，但是连坐电车的钱也没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地收了过来。
［四］
我想回到家里去，但是因为没有路费，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卖了一件冬天的旧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卖稀饭的店里吃得个饱满，慢慢地——因为这几天来，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走出来的时候，在三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着了那位××大学的同乡。他叫了我一声，我倒骇得一跳，因为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经脏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转头来一看，认得是他，虽则一时涨红了脸，觉得羞耻得很，但心里却也喜欢得很。他说：
“啊，两年不见，你老得多了。你害病么？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听了他这两句话，耳根又涨红了，因为我这几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包，里边也没有什么衣服了，我把它寄在静安寺路的一个庙里的佛柜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桥的公园里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儿玩耍，到了晚上，在四马路大马路的最热闹的地方走来走去地走一回，就择了清静简便的地方睡一忽。半夜醒来的时候，若不能再睡，我就再起来闲走一回，走得倦了，就随便更选一个地方睡下。像这样无定所的我，遇着了那位富有的同乡，被他那么一问，教我如何答复呢？我含含糊糊地讲了几句话，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