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矮小的男人是如此不起眼，他的生活也是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他回避一切社交活动，房子里的人很少能看到他那双散发着敏锐深沉目光的细长眼睛，也很少有客人来拜访他。但他也有自己规律的活动：每天上午9点，他都会离开家去图书馆，在那里坐到图书馆中午12点关门。12点10分整，他会准时回到家，12点50分，他又会准时离开家，以便第一个到达图书馆，一直坐在那里，直到图书馆晚上6点关门。那时，新闻机构只关注那些经常发表言论的人，而他们不知道，恰恰总是那些读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东西的孤独的人，往往是世界革命化进程中最危险的人。因此，那些新闻机构也就没有写过关于这个不起眼的、住在修鞋匠家里的男人的报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圈子里的人却知道他，他曾经在伦敦做过编辑，供职于一家小规模的关于俄国移民的激进杂志，在彼得堡，他是某一个讲不出的特殊政党的领导人；但由于他曾对最受社会主义政党尊崇的人发表过严厉而鄙视的言论，并将他们的理论斥为虚假理论，而他的性格又不易让人接近，完全不友好，人们也就没有对他给予过多关注。有时晚上他也会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召开集会，但最多只有15到20个人参加，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因此，人们也就把这个怪癖的人认作同所有俄国流亡者一样，喝很多茶，通过无休止的讨论聊天使自己头脑发热。没有人把这个矮小的、面容严肃的男人当回事。在苏黎世，那些认为记住这个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重要的事的人，不足30个。所以，在那些飞快穿梭于各大使馆间的豪华汽车中，如果有一辆车偶然在大街上撞死了这个人，世界也就不会知道他是谁了，既不会知道他是乌里扬诺夫，也不会知道他是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