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启发的是，根据余先生的研究，这场革命性的思想转变，却绝不来自单纯的思辨之功，而是王阳明与强权奋斗的结果：没有被当廷剥去衣服遭到痛打的耻辱与痛苦，他恐怕还不能从“得君行道”的梦中醒来。但是，这一转向的意义也绝不能仅仅放在王阳明自己的特殊际遇中理解。事实上，龙场之悟不但使阳明走出一己的精神困境，从整个儒学传统来看，更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得君”与否仿佛是买彩票，身家性命全部抵押，中与不中却全凭运气，一朝失败，满盘皆输；“觉民”便不同，那是点滴事业，其收功不在眼前，一时失败也不至于令人沮丧，它需要的毋宁是更具耐力的信心——孟子所谓“勿忘勿助”，最为扼要。
从研究者角度看，余先生此文，打通了抽象观念和具体政治生态、个人遭际的隔阂，真正体现了思想史研究的典范。面对龙场之悟这个看似玄之又玄，又一直是聚讼渊薮的课题，余先生只是几句轻言细语，却豁然洞开一条新路，是天才也是功力。不过，“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感兴趣的是，余先生能与古人“处于同一种境界”，是否也需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他对这个时代的观察、困惑与思考中寻找答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王阳明和余英时之间，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若果如此，那么，谁还能说人性只有殊异，难以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