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人们待他像是鬼魂似的，好像他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或者表面上就是如此——从此以后他就单身住着。他老婆离开了他——据说是由于他脾气太坏——而他的兄弟也到其他城镇去了。后来他曾经想去找他们，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即使是这样孤寂，也值得下决心活下去，并忍受更多的孤寂。他依稀感到如果回过头去，到从前住过的贫民窟去寻找他青少年时代的陈迹，会会老朋友，回味与得意时迥然不同的光景，这样就有几分像死。他想来想去，认为最好还是随它去吧，因为很可能死后，无论它什么时候到来，他会再次和这一切事物重逢的。
弹震症和脑震荡没有在他肉体上留下粉红色的疤痕，因此根据战争中的遭遇他没有理由领取抚恤证件，他甚至连“受伤”那个字眼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正是这样，他对什么都不在乎了：即使年复一年地一贫如洗，生活也还可以忍受。第二次大战来时，他一开始负担也并不沉重，即使他因为没有身份证和配给证——或是出于一片好心把它们送给了逃兵——而罚款和坐牢，他也不去摆脱可以忍受的穷困。当他呆呆地凝望着他租用的地下室的墙壁，狂轰滥炸的可怕时刻又使他长久压抑着的单调概念复苏，甚至使他想起了那两句疯话的零散字眼。然而，用时间的尺度去衡量的话，他还活着，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于是一切又都好办了。他没有家庭负担，光靠干净利索地修理靠椅、沙发和椅子，就可以糊口度日。每当工作难找，生计困难时，他也不大在意，而现在呢，他生意兴隆，有足够的钱，他觉察到的差别也不大，因为他把挣到的钱全花在啤酒上，一次也没想到过他需要一件新外套或者一双结实的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