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亟，智士仁人探寻救国真理，前仆后继，实已逐渐超越乃至全然摒弃了“治统”、“道统”传统的概念、范畴。他们对传播与仿效西方近代民主的政治形态，不以为忤；但对于中国文化（并非道统）的认同问题，却视若命脉所在，是非曲直，在所必争，以至于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绵延不绝。鸦片战争以降，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不影响他在《海国图志》中对美国的议会政治表示欣赏；康有为主张“保国、保种、保教”，也不影响他借助今文经学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倡言将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以变革传统的君主专制；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立宪还是共和的著名争论，其分歧的实质并不在于否定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只在于确定哪一种政体、改良还是革命更适合于国情而已。这些都说明了：他们无不将传统的“治统”说置之脑后，而力图将西方政治形态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从而彰显了上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政治与文化相融合，但文化才是更为本质的认同所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文化，却非韩愈所说的孔孟之道之“道统”，它是大概念，指中国固有文化本身。对于这一点，既是主张共和革命的革命党人，同时又是以光大国粹为己任的著名学者，一身二任的晚清国粹派，表述更具典型性。在他们看来，与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相较，文化危机才是近代中国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告终古矣。”[7]他们提出“国学、君学对立”论，将自己一身二任的角色统一了起来：中国文化本有倡言民主共和精神的“国学”在，只是秦以后君主肆虐，主张专制主义的“君学”盛行，致令“国学”隐耀不明。为此，刘师培专门写了《中国民约精义》一书，阐发所谓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民权思想。故他们主张“复兴古学”，宏扬国粹的目的，正是为了助益现实的共和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不仅如此，章太炎等人还激烈地批判儒学，是著名的反孔派。在他们看来，君主专制与儒学独尊，二者互为表里，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都形成了对人的束缚。其为祸之烈，即在于扼杀思想，禁锢人心，使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失去了内在的活力。故章太炎著有《订孔》，借日人远藤隆吉的话说：“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国粹派的文化认同，全然超越了“治统”、“道统”传统的观念，更是显而易见的。曾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曾评论说：清末“保存国粹运动”，其中许多支持者多是革命党人，“这个事实可注意之点是，它表明反满的革命虽然是受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而发动的民族自觉运动，但它还没有摆脱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8]“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可以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即认同中国固有文化的情结相融合，若将此言作正面和积极的理解，它恰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的观点。